公元前135年五月,竇太后去世,漢武帝真正走上領導大漢王朝邁向強盛的道路。

在漢武帝再度掌握朝政的第二年,他召見大臣,商討國家方針大政。曾作《天人三策》、讓漢武帝相見恨晚的董仲舒亦在其中。董仲舒從儒家思想出發,再次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設立推薦人才的察舉制度並使之規範化,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舉人之數以及「四科」之制,並建議成立太學培養人才。沒有了阻礙、渴望著大一統的漢武帝,開始正式推行董仲舒的建議。

獨尊儒術

西漢初期的帝后將相雖然多好黃老之說,但因為朝廷的放任態度,對各家學說都一視同仁,都設立「博士」。與現代的意思不同,博士是古代學官名,始於戰國。秦始皇時有博士七十人。漢承秦制,諸子百家都有博士。身為博士之人要精通古今學問,可以回答天子的下問。顯然,當時黃老說並未取得獨尊的地位,而儒家學說同樣得到了發展。

漢武帝雕像。(網路圖片)
漢武帝雕像。(網路圖片)

公元前136年,即崇尚黃老學說的竇太后尚在世之時,漢武帝就曾為《易》和《禮》增置博士,與文帝、景帝時所立的《書》、《詩》、《春秋》博士合為「五經博士」,而五經都是儒家經典。此舉並未遭到竇太后的反對,主要原因一是武帝只是擴充,二是設置五經博士並不意味著排斥其它學說。

漢武帝二度掌握朝政、接受董仲舒「尊儒術」的建議後,五經博士的地位更為重要。此後,除了儒家學者外,其他任何學派的學者都喪失問津「博士」的資格和機會。不過,即便是儒家學者,要想成為博士,所研究的也必須在「五經」之內,即在一個方面或多個方面有所成就,超出這個範圍也無法成為博士。

史料載,漢武帝「獨尊儒術」主要推崇的是「公羊春秋學」。這是研究以《公羊傳》解釋《春秋》的學問,《公羊傳》即《春秋公羊傳》,或叫《公羊春秋》,相傳為戰國齊人公羊高所著,專門闡釋《春秋》。最初只有口頭流傳,漢初才寫成書,並曾受到漢景帝的重視。

而漢武帝之所以推崇公羊春秋學,應與其所闡釋的「春秋大義」包括尊王、維護中央最高權威、主張「大一統」等,深深契合漢武帝的宏偉志向。在公羊春秋學研究方面頗有聲名的除了董仲舒,還有公孫弘,後者在第二次被舉薦後,被拜為博士。其後,公孫弘先後被擢升為左內史、御史大夫和丞相,還被封為平津侯。

《春秋公羊傳》。(公有領域)
《春秋公羊傳》。(公有領域)

公孫弘曾提出治國安民的八項主張,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國家要節儉,輕徭薄賦,愛惜民力,為百姓創造良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根據才能授予官職),任人唯賢,賞罰分明,使官盡其責,人盡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義、講求德政,認為「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義結合、賞罰分明等,這與漢武帝的治國理念同樣契合。而儒家與法家在贊成君主制、大一統方面是一致的。

對於漢武帝「尊儒術」的落實,公孫弘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於公元前124年提出並擬定為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措施,以及為在職官員制定以儒家經學、禮義為標準的陞官辦法和補官條件。前者大致要點是: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實現天下「教化」為務,先辦好中央官學,而後推廣於地方。

二、規定為博士官設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擇民十八歲以上,儀狀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們所擔負的國家徭役賦稅。

三、設「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由郡國、縣道邑推薦「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優秀青年,經郡守、王相審查屬實後送報太常,成為旁聽生。旁聽生沒有定員。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規定滿一年後舉行考試,如能通一經以上的,就補文學掌故缺,特別優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經者,令其退學。

漢代熹平石經殘石。漢朝下令將經書刻碑,即「熹平石經」,豎立於太學的明堂前。(Ayelie/維基百科)
漢代熹平石經殘石。漢朝下令將經書刻碑,即「熹平石經」,豎立於太學的明堂前。(Ayelie/維基百科)

以儒家經學、禮義為標準的陞官辦法及補官條件,則主要是以「通一藝(經)以上」、「先用誦多者」為準,其中品級高的可任左右內史、太行卒史,品級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邊郡太守卒史

上述措施在擴大儒學的影響、擴展經學的應用範圍,起到重要作用。如博士官弟子的設立,並免除他們的徭役賦稅,使儒學研究者保持著一定的規模,為「尊儒術」提供人員保障;而從學儒者中提拔官吏,也吸引了大批讀書人,使經學之士在官員中的比例逐漸增大。

顯然,儒學成為中國王朝正統統治思想,是通過漢武帝尊儒術、設置五經博士和博士弟子等,以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形式確立的,儒學的這種地位延續到清朝都沒有改變。

不過,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並沒有徹底排斥其它學說,更沒有採取滅絕百家的極端措施,其「罷黜百家」僅僅是罷退諸子學官,而且允許其活動,甚至對有才能者亦加以任用;前朝的一些信奉黃老說的大臣們也仍被重用。

按照司馬遷的記錄,漢武帝是「悉延百端之學」。而其施政思想中除了王道(儒家),還包含霸道(法家)、道家、陰陽家等等。要知道,五經中的《易經》也是道家和陰陽家的經典,《書經》則是夏、商、周三朝的行政法典。

顯然,漢武帝儘管重視儒家學說,但卻不拘泥於一家,而是為了其統一大業,選取諸家學說中有用之處為其所用。

興辦太學

太學中的「太」即第一的意思,中國人喜歡把高、大、甚、最這些意思,與「太」字相關聯。譬如太陽、太空、太子等等,而太學就是指最高學府,即天子掌的中央大學。

洛陽太學。(網路圖片)
洛陽太學。(網路圖片)

上古時期中國已經有高等學府,董仲舒說:「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夏、商、周三代的大學稱謂也各不相同,西周時太學一詞出現,西周時的太學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均設之。當時的太學不是單純的學府,還是舉行祭祀、宴會、選拔武士、議定作戰計劃等場所。直到漢武帝時期,太學才成為專門傳經授業的中央官學。

興建太學的建議亦來自董仲舒,他對漢武帝建議道:「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在尊儒術的思想下,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接受公孫弘提出的具體辦法,設太學於京師,並選出5名最有學問的鴻儒做五經博士,還選拔50名最優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學生)。學生學習的課程為五經,考試通曉其中一藝者便授予下級諮詢官吏之職,優秀者可充任皇帝侍從,更加優異者破格提拔。

除了太學,各郡國也開設學校,設立學官,置學官弟子,待遇相應參照太學生。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勢的強大,西漢太學不斷擴大,博士弟子逐漸增多。昭帝時100人,宣帝時200人,元帝時1,000人,成帝時達到3,000人。平帝時由王莽輔政,竟然擴招至10,000人。

無疑,漢武帝草創的太學雖然規模有限,但大學教育雛形已經形成,漢武帝通過太學不僅為國家培養優秀的儒家學者和官吏,也為自己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