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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陸媒突然刊登了「中南海首席智囊」王滬寧22年前的老日記,提新權威主義,再加上中共「兩會」期間,王滬寧牽頭召集40多位高層智囊,在北京舉行關於民主制度和機制改革的祕密研討會。外界解讀王滬寧的很多政治觀點,都在為習近平的新政鋪路。

習近平與江澤民的鬥爭手法

就在多方放風、人們猜測今後習近平班底人員變動時,2016年5月12日,鳳凰網突然刊登了《王滬寧日記五則》,不過這可不是王滬寧現在的日記,而是22年前的老日記了。外界解讀這是官方在為王滬寧日後的晉升造勢,同時,王滬寧的很多政治新觀點,都在為習近平的政治改革鋪路。

被稱為「中南海首席智囊」的王滬寧,曾為中共第16至18屆中央委員,第17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18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目前擔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祕書長兼辦公室主任等職。

「巴拿馬文件」曝光後,王滬寧與栗戰書、楊潔篪等罕見隨同習近平參加了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共「兩會」期間,王滬寧牽頭召集40多位高層智囊,在北京西山戰略研究室,舉行關於民主制度和機制改革的祕密研討會。有分析認為,在習近平任期裏,角色依然神祕的王滬寧越來越多地走上前台。

解讀王滬寧,其實就是在解讀習近平未來可能採取的新政原理。據說,習近平非常重視王滬寧,每次出訪都帶著。在公開的報道中,人們經常看到栗戰書和王滬寧相伴在習的左右,就好比左膀右臂一般。

王滬寧日記曝重要信息

2016年5月12日,鳳凰網刊登〈王滬寧日記五則〉。對於社會現代化,王滬寧明確點出,現代化的過程,就是法制化的過程,沒有法治不能說是現代化。「法律在國外是一個天大的規則,任何人不能違背。在中國,法律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地位,法律還只是一個天大的概念,很少有人能說清楚。這就是差別。」這與此前習近平當局提出「依法治國」的理念相呼應。

在政府形象方面,王滬寧指,政府的信譽就是要實踐政府對所治理的民眾的總體諾言。

能否在日常的管理和政府活動中實現政府的諾言,是政府有沒有信譽的最基本的因素。「政府人員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沒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或者玩忽職守,政府形象自然就不會高大,因為最基本的前提不存在了。」

王滬寧還表示,政治承諾是一個值得開發的概念。

其後,大陸官方背景的《新京報》微信公眾號「政事兒」又緊跟發表〈王滬寧22年前的「政治日記」寫了啥?〉一文。此文尤為強調「要實踐政府對所治理的民眾的總體諾言」。

另外,此文還透露了其關於反腐的理念。

反對「超腐敗」和「高質腐敗」

王滬寧的這五則20多年前的日記被有著官方背景的媒體摘錄出來發表,尤其是作者的身份非同尋常,在外界看來極可能釋放某種「信號」。而且,細讀報道對1994年7月28日、31日兩篇日記的內容介紹,卻發現了一些今天看來仍然堪稱「新東西」的觀點。

兩則日記都談及反腐。在1994年7月28日的日記中,王滬寧寫道,現在反腐敗鬥爭的重點之一應該是反「超腐敗」。「超腐敗」在規模和性質上均為一般腐敗活動所不能比擬,同時危害性和影響也是一般腐敗望塵莫及的。這種「超腐敗」其表現形式主要是:有組織騙稅,有組織走私,有組織造假,有組織索取、以單位的形式弄權勒財,有組織侵佔,表現在對國有資產的侵佔上。

王滬寧列舉了「超腐敗」的7種表現形式。不難看出,這7種表現形式絕非一般的腐敗分子(不管他們職務有多高,權力有多大)所追求的目標,其後果也不是由一般腐敗分子的貪腐活動所直接造成。這種「往往在一定公共權力的參與下完成」的「超腐敗」,其直接後果,說白了是對全體國民利益的侵害,是對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命脈的劫持,是一種改變國家權力性質的政治腐敗形式。

在1994年7月31日的日記中,王滬寧寫道,腐敗呈現出從低質腐敗向高質腐敗、從低層腐敗向高層腐敗蔓延的趨勢。「高層腐敗」比較好理解,就是指腐敗分子的權力大、職位高。而所謂「高質腐敗」,則是「不以獲得物質利益、而以獲得權力為目的的腐敗活動」,其影響「要比低層腐敗大得多,是反腐敗的重點」。

王滬寧認為,「高質腐敗」可能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直接或間接的物質利益損失,但這只是「高質腐敗」的副產品,它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危害對象是政治權力──也是一種「超腐敗」,是一種最嚴重的制度性腐敗。

現實中,一般國人心目中的「反腐敗」就是「反貪官」。貪腐當然是腐敗的一種主要表現形式;無數樁個人貪腐案例的匯聚,當然也會造成制度性的政治生態災難。但是,如果涉及政治權力架構的腐敗(不僅僅是「陰謀家」們對高層權力的覬覦)不能被根除,那麼大大小小貪官們的「前腐後繼」,就會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長一茬。

專家:王滬寧觀點 曝光中南海走向

中國政局分析人士周曉輝發文評論稱:媒體突然曝光身為智囊的王滬寧日記中的這些與當前時局相契合的內容,應是有深意的。習近平上台後,迫於形勢,開始高調「打老虎和蒼蠅」,三年多來通過反腐抓捕了不少高官,這與王滬寧20多年前所言的「副部級以上幹部的高層腐敗應是反腐敗的重點」一致,而王滬寧認為要對這些官員「建立起專門的監督機制,常抓不懈」,也是習近平、王岐山一再表示並正著手在做的。

此外,習近平上台後,一再傳遞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信號,毋庸置疑,能否依法治國與政府信譽密切相關。

「政事兒」還披露:在日記中,王滬寧經常寫「書評」。1994年1月21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凌晨讀了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對他有影響的著作,值得一讀」。

眾所周知,此前習近平反腐的「清道夫」王岐山也曾至少兩次向官員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

周曉輝表示:王滬寧重提法國貴族托克維爾撰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除了透露高層強烈的不安外,大概是意在暗示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隨著全球化的加速,經濟上有所發展並看到了世界其它西方國家現況的中國人,對特權、腐敗、不公正越來越無法忍受,越來越不滿足當局僅僅局限在經濟層面上的改革,而是更加渴望政治上的改革和突破,更加渴望社會公平、正義,中共極權制度已無法繼續生存下去。整個社會猶如活火山,正等待著某個契機爆發。

「政事兒」披露,除了夜讀,王滬寧也經常在深夜看影視劇,在日記中寫「影評」。對於《舒特拉的名單》,王滬寧評價說「是一部能夠震撼靈魂的作品」,稱震撼的地方,不是它的藝術性和技巧性(當然在這方面也有很多可以稱道),而是它所揭示的人性的世界。「這場悲劇最深刻的地方,比千百萬生靈死亡更殘酷的地方,就是更多的人的人性泯滅。因為只有人性泯滅,才會有這樣罕見的悲劇。」

周曉輝對此分析表示:在王滬寧看來,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應是恢復人性,而善良、正直、友愛、具有良知、充滿愛之人,才能讓人看到光明和未來,對此,我們從王滬寧對所看電影、電視劇的評價似乎可以窺見。」

另據香港《前哨》雜誌2016年6月號援引京城消息人士透露,在江派要求習近平辭職的信件出現後,中共兩會期間,習近平讓王滬寧牽頭召開了主題為民主制度和機制改革問題的研討會,習近平三次赴會講話並強調改革「不能再等待了」。

周曉輝表示:這既說明習近平對王滬寧的信任,也表明時局確實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刻。在這次非常會議之後兩個月,王滬寧昔日日記曝光。日記中提及的高層反腐、監督機制、法制、法治、政府信譽、政府承諾、舊制度、革命(改革)、人性、光明、輝煌等詞語,如果串聯起來,就是一個如何讓中國走向光明未來必然要走的道路,而這大概正是中南海決心要走的方向。這也是22年前王滬寧日記此時重登的密碼。

王的法制理念呼應習依法治國理論

今年以來,大陸有十多個省市書記先後公開喊出「習核心」,並強調「核心意識」。有消息稱,「習核心」的最先提出者是王滬寧。而王滬寧在日記中提到法制的問題,與之前習近平當局曾提出「依法治國」的治國理念相呼應。

習近平上台以來,試圖推動各項改革,有很多的做法突破了中共的框架而走自己的路。2012年12月,習在紀念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提出「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接著在2013年3月當選國家主席後再宣誓「將忠實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2015年3月24日,習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習曾說,「司法體制改革成效如何,說一千道一萬,要由人民來評判。」「讓民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當局還提出,「除涉及外交、國防等特殊領域外,政法委今後將不會介入個案。」

2015年10月20日的四中全會上,習近平正式提出「依法治國」。2015年6月24日,部分公務員就職將向憲法宣誓。

今年2月,北京官方國家級評論署名「國平」發表文章說,習近平上台三年來多次提到「依法治國」的說法,從宣誓「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力」,到告誡「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已經形成了一系列建設法治中國的「新理念新思想」。

此前有報道說,未來只要條件成熟,或條件許可,習近平很可能會有驚人之舉。還有報道說,習近平或走蔣經國之路。

今年4月,中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接受外媒採訪時提到,中國未來可以由國家主席制變為總統制,他認為形式並不是最主要的問題,關鍵是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變為總統制,從目前中國的政治生態看,必須是「系統性改革」。

中共已故大將羅瑞卿的兒子羅宇曾表示,習近平將來肯定要「顛覆」點甚麼事,可能按照選總統的方式來,「誰選上誰來當」。

王滬寧新權威主義為習總統制鋪墊

中共「十八大」上,王滬寧晉升政治局委員,從幕僚走到了前台,成為黨國領導人;在習近平從江澤民集團手中奪回權力之爭中,王滬寧又成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祕書長兼辦公室主任。上世紀80年代,王滬寧提出「新權威主義」,這與習近平的謀略一致。並且王滬寧在高級官員中還算少有的對世界、對西方有一定認識和了解的人。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出爐後,也曾力爭「新權威主義」的中國歷史學家蕭功秦認為:「習近平代表著中國新權威主義黃金時代的到來。」

蕭功秦:「現在集中權力很重要。這個時期需要一個強人,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

大陸另外一名著名學者吳稼祥也認為:習近平通過三中全會集大權有利於改革,他對習近平的這種戰略持審慎樂觀態度。

《紐約時報》在2015年9月末發表了文章〈中共智囊王滬寧的集權政治見解〉,通過王滬寧在十多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來解讀王滬寧。2015年9月28日,《紐約時報》還發表了一篇文章〈習近平和他的核心集團〉,裏面也較多地提到了王滬寧,此外還有栗戰書、劉鶴等人。

最近一段時期,習近平參加了一系列國際會議,訪問了一系列的國家;在新聞報道中,不斷重複出現王滬寧、栗戰書、楊潔篪。王滬寧的身份雖然仍像過去一樣,十分低調,僅僅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已,但在習近平出國訪問、以及博鰲亞洲經濟論壇中已經盡顯他的重要性,實際上是習的首席高參,是戰略層面的政策設計師。

2012年3月27日,中共江澤民集團的原定繼承人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雙規後,王滬寧的一篇〈「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經再次修改發表了第五稿,其中有許多內容都作了重大修改。

大陸著名學者、詩人、小說家航億葦再次發表評論稱:王滬寧這篇文章的觀點以前有許多,但令人有興趣的是他仍然還高居習總第一高參的位置。他的觀點與前一段時間「兩報一刊」的觀點截然相悖,為甚麼沒有作為「異見人士」給拿下來。這簡直是一篇當今政治改革的宣言,強調三權分立;但改革之初,還必須經歷一個像蔣經國那樣的「獨裁」的時期(話說得極其隱晦)。以此文為導向,可以看到習領導今後改革的大致步驟和脈絡,已經盡在其中了。

航億葦認為,這篇文章現在在網上流傳,是有背景的: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暗鬥劇烈的當今,習自己不便出面,只能採用上述方式,向國內外表達他的治國理念了。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在〈「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一個完善的、良好的政治體制應能阻止「文革」發生,因為「文革」的發動、組織、活動均超越了憲法和法律範圍,但當時的體制沒這種能力。1954年憲法建立的政治體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壞,這值得仔細研究。

「所以遵守憲法體制很重要,如果不按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就可以將公民帶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脅其他公民甚至衝擊學術活動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復燃的危險。20年前,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10年前我們翻過了這沉重的一頁。然而我們有理由不時反思那場內亂。以防止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

王滬寧在此文中還稱: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沒有三大權力的分立和制衡,卻有三大人禍:1957年反右,打了300多萬右派;1958至1960年高舉三面紅旗打了300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餓死4000多萬人;1966至1976年「文革」整了1億多人,其中死了2000多萬人。

此文稱:一個民族應該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訓當作一面鏡子,時時擦拭,時時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歷史性的失誤,使整個民族能夠持續進步。「文革」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從觀念上說,沒有及時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剝削階級基本消滅的情況下繼續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破字當頭」等思想路線,是一個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沒有一定的條件,「文革」是難以形成的。除了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原因外,政治體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個不可低估的原因。

「有人說,政治制度改革難就難在高層,其實世界上沒有不難的事,高層也要靠老百姓來推動。」

〈中國出了個蔣經國〉影射習近平

2014年11月28日,一篇題為〈中國出了個蔣經國〉的文章影射意味濃厚。網上公開資料顯示,此文作者曾在澳洲《悉尼時報》等海外媒體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等職。2014年12月,此人還被任命為國際新媒體合作組織主席。有港媒披露其人更隱蔽的身份,指其有國安背景,並稱此人是王滬寧的「愛徒」。

文章說,蔣經國「打內心深處意識到,獨裁者沒有好下場,誰能領導『國家』走向民主,誰就是偉人。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怪異的現象,他對那些要求解除報禁、黨禁的異議人士絕不留情,而最後卻由他親自動手實現了異議人士的願望」。

此文被指是奉命而作。港媒分析此文表示,文中闡述蔣經國「解禁」前的部署與困境,字裏行間卻予人「以蔣喻習」的感覺。明眼人不難看出,作者分明是想讓讀者順理成章地得出另一款句式:「中國出了個習近平」。港媒引用文中的句式比喻說,習近平必行蔣經國之路。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曾表示說,世界現代政治制度有總統制和議會制兩種,前者是總統統管國家所有的行政大權,總統由選民選舉產生,行政權力受立法機關國會的制約,但總統權力不是由國會授權的。議會制也被稱為內閣制,行政首長由國會的多數派掌握,行政機構由國會授權。

夏明認為,習近平正在向接近總統制的方向走,對中國政體作出較大改變。

復旦校友眼中的王滬寧

王滬寧現在佔據著中共政治局的一席之位,並設法連續成為三屆中共領導人的左膀右臂。這在派系鬥爭激烈的中共高層來說實屬不易。

夏明,現在是紐約城市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曾經跟王滬寧在研究生學生宿舍以及後來工作時的辦公室都是鄰居。他介於學者和民主活動人士之間。這也是許多有強烈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定位。

這兩人先後入讀復旦大學。夏明是在1981年16歲入讀,王滬寧是在1978年22歲入讀。在接下來的十年,他們生活和工作的空間曾經很接近。多年之後,夏明跟王滬寧的前妻仍然保持著親密朋友的關係,曾經在家中招待來美訪問的她。

英文《大紀元時報》報道說,這兩個男人的故事生動的展示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幫傭型文人用時尚的理論武器為統治階級裝扮,可以爬得高;而那些希望出演士大夫傳統角色,謹守正直誠信等品質,相信「批評統治者是自己的道義責任」的知識分子,卻只能流亡他鄉。

夏明向《大紀元時報》談起前同事王滬寧說,他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他不想在任何事情上選邊站。他會提出他的一些觀察,但是他不會透露他的真實顏色。「這是他的性格。他不想透露他的真性情。」

另外一名流亡學者陳奎德,曾經是「文革」後復旦大學的首位哲學系博士生。他跟王滬寧同年入校。他們曾經住在相同的學生宿舍三年半。陳奎德現在是網路政論雜誌《縱覽中國》主編。

陳奎德告訴《大紀元時報》:「我們是朋友。親密朋友。他寫現代詩。我們會一起出去玩耍。但是他不喜歡說太多話。他極度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