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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幾十年來,中共軍方從西方竊取機密,為經濟和軍隊科技化提供動力,卻未受到任何懲罰。然而這並不等於為中共賣命的人沒有受到影響。今年1月下旬逃到美國的前中共軍官,現「中國婦權」大陸志願者、安徽維權人士姚誠,以其親身經歷揭露了為中共做間諜反遭迫害的悲慘經歷。

5月14日,洛杉磯中領館前舉行了「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暴行展」啟程儀式。姚誠在儀式上接受了本報專訪,他說:「我原先是海軍司令部的一個中校參謀。因為(在90年代)中國海軍要買兩條現代級驅逐艦,就是哈爾濱艦和兩架俄羅斯的卡式直升飛機。但俄羅斯不講價,從650萬漲到1,350萬。別無他法之下,中共海軍密謀仿造,派我們出去搞這種飛機。我到了老撾,老撾有個(飛行)中隊,在有關部門配合下,我化名哈飛(哈爾濱飛機製造公司)工程師,帶著哈飛公司飛行員,培訓以後就把飛機飛回來,飛到雲南西雙版納。」

偷完飛機反成替罪羊

「飛機搞進來之後,介入到中共的權力鬥爭。因為搞這個飛機的時候有海軍的司令、副司令和海軍裝備論證中心主任劉卓明(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的二兒子),和當時的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之間鬧矛盾。然後俄羅斯發現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偷他們的技術,俄羅斯就想中斷賣給中共武器。江澤民和劉華清都有批示,說這個行動是我個人所為,讓我當替罪羊,判了我7年。」

姚誠說自己就是中共鬥爭的犧牲品:「我其實是為共產黨和軍隊在做事。最後他們為了政治鬥爭犧牲我一個。我只是一個參謀,我也沒有能力去綁架飛機,而且都是組織安排的。最後出了事情以後把我關起來判7年,我心裏肯定不平衡。他們這個制度根本就沒有法律,不把人、人權當回事,隨隨便便把你關起來。我就是一個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他進一步解釋:「當時由於歐盟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幾十年了,所以中國只能從俄羅斯買東西。俄羅斯又不把核心技術給你。我們在跟俄羅斯談判的時候他們就直接明說,比如我們買直升飛機,我們說美國『阿帕奇』(Apache)直升機都沒有你報價那麼高。他們就說:人家飛機是好,但是人家不賣給你啊。中國這麼龐大的海軍,買幾架飛機解決不了,基本上都是仿造、偷。出來搞技術的,甚至到美國來搞技術的,海軍司令部很多。我只是一個飛機機械工程師、專業人員,所以我參與了老撾這個直升機的事情。我當時也沒意識到這些問題。沒想到我把飛機搞進來後反而判我刑。作為軍人執行命令是天職,所以幹這種不討好的事的人太多了。」

經歷7年牢獄之災後,姚誠到寺院尋找心靈寄託,卻無意中走入為他人維權的事業。他說:「寺院的師父們跟我講,安徽寺廟有許多被丟棄的女嬰。我就去關注她們,在網上知道了『中國婦權』,做他們的義工志願者,幫助這些被遺棄拐賣的孩子。」

為被拐賣兒童尋親

8年中,姚誠為被拐的28個孩子找到了家。在為孩子尋親過程中,他親眼目睹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後果。

童養媳這個被中共宣傳的「舊社會」產物,居然在當代中國又興起了。而據姚誠調查,這就是中共計劃生育政策的後果之一。

他說:「莆田有十幾萬童養媳。福建莆田的沿海地區漁民比較多,漁民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出海捕魚。那邊有個風俗就是女人不能上船,出海主要是男人。一條船兩、三個人是做不起來的,所以一家人得有七、八個男人上船。計劃生育又不能生這麼多,他就買孩子。從82年開始就可以看到,雲、貴、川地區的男孩子被拐到福建,人家裏需要勞動力啊。」

「這些男孩長大後需要討老婆,怎麼辦?討不起老婆,就去買小女孩,在家養起來(便宜啊),作為童養媳,十五、六歲就嫁了。一家兩個、三個都很多見,平均一家一個,我們算了一下,就是十幾萬,都是很保守的數字。」

「童養媳、拐賣兒童是計劃生育導致的後果,計劃生育之前中國很少有拐賣兒童。到了計劃生育以後,特別是82年以後,孩子作為商品了。改革開放以後人的觀念變了,一切向錢看,道德沒有底線了。客觀上的計劃生育政策,加上人的思想腐化,就產生了兒童拐賣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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