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患有「恐懼症」。
童年憶舊：三歲定終生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患有「恐懼症」。即便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現沒來由的焦慮和緊張。但醫生沒有用「恐懼症」這個詞，說是「情緒低落」，或者「憂鬱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懼症」。我堅信，只有這個詞，才更精確。
目睹文革場景，落下恐懼症
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父親被人野蠻地捆走，捆他的繩子，不是一般的繩子，而是石匠抬石頭用的那種，竹竿般粗。父親被人瘋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有時，不是一般的棍子，竟是石匠用的那種鋼釬。父親被人強按在地上批鬥，人們告訴我，他膝下跪著的，有時，不是一般的地面，竟是一堆玻璃渣。那時，父親膝下，血流如水。
這一切，構成我最早的記憶。三歲，開始模糊記事的年齡。捆綁，批鬥，毒打，這就是毛澤東為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設計的場景。毛澤東發動文革，原本出自他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卻演變成一場全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毛發誓，要清除全國範圍內的階級敵人。這些階級敵人，在黨內，是追隨劉少奇路線的大小官員；在黨外，則是廣大知識份子，被劃為地主、富農、資本家成份的家庭，以及具有舊政權背景的家族。
恐懼伴隨我成長。總是在夜半時分，我被一陣低低的啜泣聲驚醒。不用說，又是母親竭盡抑制的哭泣。透過紗布蚊帳，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見，地上捲曲著一個血跡斑斑的人形，那是父親。母親正為他敷藥療傷。在那個小鎮，母親是唯一從正規大專院校學成的西醫，她的醫術遠近聞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與父親為伴，為父親屢創的傷口，不斷覆紗裹藥。
許多時候，我並沒有嚇哭，而是嚇得再一次沉睡過去。夢裏，反復出現一幅場景，即便我醒後，仍然心有餘悸：一條木船底朝天，倒懸於同樣是底朝天的河川，我頭朝下腳朝上，倒立於那木船上，木船首尾兩端起伏不定，將我劇烈顛簸，似要隨時掉落下去，我驚恐得喊起來……這個離奇的夢境，在我童年裏反復上演。我並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顛倒的畫面，究竟是甚麼意義？
家族陰影，沉重的出身
小鎮上靶子不多，每次開批鬥大會，身為中學教師的父親，都是重點對象。原因很簡單，我們的家庭，不幸就是毛澤東定義的「黑五類」：知識份子；地主成份；舊政權背景。父親是教師，母親是醫生，典型的知識份子組合；中共建政時，祖父家因有十一畝薄田，而被劃為「地主」成份；我的二伯父，即父親的二哥，畢業於黃埔軍校，任國軍團級軍官，曾赴山西抗日戰場，榮歸返鄉時，曾受到眾鄉親英雄凱旋般的盛大歡迎。
1949年，中共解放軍攻入四川時，二伯父任三台縣國軍城防官，他與中共談判後，放下武器，和平結束該縣戰事。初時，中共假意待他如上賓。兩年後，中共以「土改複查」為名，拼湊鎮壓名額，二伯父竟在其中。
實際上，當時的背景是：因朝鮮戰爭爆發，中共為了「穩住後方」，不惜食言失信，突然集中槍決先前投誠、起義和被俘的原國民政府軍政人員，據查，全國共計一百多萬原國民政府軍政人員慘遭殺害。二伯父被中共「鎮壓」了。槍聲響處，在他身後，留下孤兒寡妻。他那最小的女兒，尚在襁褓之中。
二伯父沒了，祖父祖母也先後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鍋，落到了我父親頭上，在其後的年代裏，他必須代之受過。每逢「運動」，便被「揪」出來，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文革搞了幾年後，我得知，父親居然也入了政治派系，而且屬於「造反派」。小鎮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與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小鎮上的「造反派」，與紅衛兵無關，簡單說來，就是反對當地「領導」。而當地「領導」，在文革中，如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學校還是公社黨委書記，一上來，都宣稱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被打倒，又「老實交代」，被迫承認自己曾經是「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父親雖然頭頂「造反派」的帽子，卻從未參與武鬥。倒是他動不動就寫大字報，與同事中的「保皇派」文鬥，言必稱「毛主席說」。一句「毛主席說」，就彷彿掌握了甚麼真理。父親仍然被別人批鬥，被別人毒打。誰叫他是「黑五類」呢！
我熟知文革，對那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標語口號倒背如流，常常令長輩驚異。他們估算我的年齡，文革開始時，不足三歲，文革結束時，也才十三歲，何以竟能對文革瞭如指掌？殊不知，「三歲定終生」。文革於我，不僅留下深刻記憶，而且賦予深刻影響；不僅落下「恐懼症」，也催生遙遠的夢想。以至於後來識破專制、追求民主，都溯源於文革時期的慘痛記憶。（1）
（選自《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 香港《開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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