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與華人社會發展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並於翌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在英國人未管治香港之前,香港人口是非常少的,只有7,450人,生活方式基本上與內陸無異。本來是窮鄉僻壤,居民以務農打漁為生,過著寧靜的生活。當時村民的信仰有拜土地,信天神,奉地主,奉觀音,拜天後娘娘;村中有祠堂,他們也到天後廟、文武廟拜神。

1851年,香港有人口32,983人,華人佔總人口的95%,用的大多數是廣東話。今天廣東話在香港已成為佔絕對優勢的交際語,但廣東話並非香港的原住民語言。香港原住民可分四大系,即客家、圍頭、鶴佬和蜑家。各族群皆有自己的方言。客家與圍頭佔大多數,香港開埠後,市區除原住民外,更湧入來自四邑、東莞、潮州等地的人民,各族群沒有形成統一的交際語。後來太平天國戰爭漫延至廣州,大批廣州市民湧進香港市區,才使廣東話開始立足香港。由於當時說廣州話的都是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加上來港定居的廣州人中不乏商人和知識分子等上流社會人物,使廣州話很快成為香港市區的通用語。這種情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基本定型。

因為早年華人絕多不會說英語。華人與洋人交往,早年很流行一種叫 Pidgin English「洋涇濱英語」。Pidgin English這個名詞來源於上海。英國統治初期,上海商人和買辦與外國人接觸,語言並不一定通順流利,那時代形成了一種辭彙基本上是英語的、但語法是漢語的、並對語言加以「改造」的混雜語言,叫做「洋涇濱英語」Pidgin English。這個名詞原先指的大多數是上海商場上華人的英語水平,也應用到香港華人英語水平了。自開埠以來直到1974年的130年間,英語一直是唯一的官方語言。英國人希望普及英語能夠溝通居港華人,有了共通語言才能共同發展香港社會。

開埠的時候,英國人就將全島劃分區域,政府一開始就確定了本地兩個中西社會的相對存在,令不同種族分開聚居,於是在不同的區域,便出現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大致上港島的中央部份和半山區域屬歐人區,東西兩端屬華人區,其中跑馬地一帶,則供華洋上流社會打獵郊遊賽馬之用。

社會在向前發展,公用事業相繼開辦,計有1861年成立的香港中華煤氣公司、1885年的山頂纜車公司、1889年的香港電燈公司、1903年的中華電力公司、1904年的電車公司、1910年建成九廣鐵路、及香港陸續進行的填海工程和道路網、教育普及發展等等因素,民生與經濟發展成績急速發展。到20世紀以後,上層華人從自身的立場出發,認為華洋之間的關係已經頗為融洽。

中西社會的對立
早年接管香港後,政府就要處理本地兩個相對、不同歷史背景與文化、不同種族與生活方式、不同語言與傳統等的中西社會的存在。在這個英屬殖民地華洋共處的社會裏,外國人和華人有著全然不同的職業結構和收入水平。雖然外國人是少數群體,但歐籍人士及其他外國人就順理成章在政府部門中佔絕大多數中層與高層行政職位,也就成為香港社會中一個地位特殊的高社會階層,而華人社會處於下層。英國人眼中那時的華人普遍教育水平低及不大文明。根據1871-1891年間的統計結果,華人就業人口以店員、苦力、傭人、木匠、小販為最主要的職業。其中,店員、苦力和傭人總是位居前三名;華人中上層社會則佔極少數。會則佔極少數。

在香港的中國人在這裏得以接觸到英國的政體、法律、習俗、學術文化等。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沿襲英國法律為主,但未能照全面照顧華人的傳統,因此產生了不少不可忽視的影響。在港居留的英國人曾數度力促英廷批准能在香港成立自治政府,但英廷一直不予首肯,認為香港華人佔多數,難以由少數歐籍人士統治。

政制方面,香港採取英國海外屬土常用的模式。總督由英廷任命, 1843年英國政府令香港政府組織立法局與行政局,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由政府委任,大多數為官守議員。立法局第一批非官守議員在1850年委出。其後在1865年,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修訂香港總督的訓令,規定『任何法例若對亞、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歐籍人士則不受其限者,總督均不得批准施行』,把香港發展為開放營商貿易之地,一切秉公辦理,也有一定程度保護防止歧視香港華人。

至1880年才有華人議員出任(新加坡出生的律師伍廷芳)。1896年行政局開始有非官守議員,而首位華人議員周壽臣爵士則於1926年委出。雖然如此,1920年代時,政府部門中的許多低級職位如警隊督察,獄卒,衛生幫辦,工務局管工以及各政府機構中的文員等等,也多優先考慮聘用外籍人士,如電車公司的稽查員也是聘用外籍人士充當的。

發展西式教育
新移入香港的中國人在這裏得以接觸到英國的政體、法律、習俗、學術文化等。英政府希望通過他們的英國語文,教育和生活方式,促使本地具有影響力的華人上流社會階層,共同開發這小島,並將香港作為對華貿易的基地。當時能夠精通雙語的華人即時變得炙手可熱,成為華人與外國人之間的重要橋樑。

1845年,港島的私塾有9所,學生145人。私塾分佈在上環、西營盤、香港仔、赤柱、掃桿埔、黃泥湧等村莊,後來在1848年有3所私塾接受政府資助轉為官立學校。1859年,香港之官校已發展至19所,學生增至900多人。西式學校開設的中學課程,包括有拉丁文、閱讀、作文、聽寫、翻譯、莎士比亞著作、算術、代數、幾何、三角、測量、常識、歷史、地理等。能操一口英語則是早期華人晉身為政府公務員之踏腳石。

1862年,4所官校合併而成為「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提供西式教育,1889年更名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起改稱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中央書院培育了不少近代名人如孫中山、何啟(大律師,立法局議員,香港第一位獲封爵士榮銜的華人)等都是中央書院畢業生。(請參考下期「教會學校與民間私塾」)

華人社會崛起
香港由開埠至20世紀初,香港華人在政治上得不到應有的發展,但華人在財政上已可與英國人匹敵。19世紀下半期,少數華人買辦與往來各地做買賣的行商,憑藉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結果,使自己與華人社會區別開來,成為華人的中上層社會,買辦的勢力已經相當之大。雖於在政治上得不到應有的發展,但在財政上已可與英人匹敵,如商人李陞( ?—1896年)逝世時被香港政府向其後人徵收600萬遺產稅,是1895年香港財政盈餘(189萬)3倍之多。當然在這期間,英商資本在香港經過數十年的經營已呼風喚雨,實際掌握著香港的經濟命脈,其中最具實力的是英資集團匯豐、渣打、怡和、太古和置地。

由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當時香港的教育制度與英國又較為銜接,二次大戰之前,香港的高等教育仍是以精英教育為主。能出洋留學的,對將來無論從商從政都比較有優勢,所以一般有能力的父母亦會將子女送去英國讀書。除了自費之外,官費的獎學金學額並不多,若想繼續升學,除了要靠個人努力之外,別無選擇。精英教育一直維持數十年至近代。出洋留學的香港人,較傾向選擇一些專業科目,例如修讀法律或醫學。

1920年代,香港大學已經培養出了華人畢業生,新一代接受英語教育和西式教育的華人脫穎而出。但在20年代,政府各部門首長都是外國人,以至政府部門中的許多低級職位,如警隊中的督察、衛生局的幫辦、工務局的管工以及各政府機構中的高級文員等等,也多優先考慮外籍人士,給予華人的機會很少。政府以外商行僱員、主管、高級職員、專業人士仍然是由外國人所掌管。

但隨著社會發展,那些生於香港畢業於政府官校和教會學校的、有在海外留學回流的,他們深諳西方專業人士服務之道,成為醫生、大律師、律師、教師、建築師、工程師、公司經理人員。(如曹善允律師、羅文錦律師、李樹芬西醫等專業人士獲得較高的經濟、社會地位。)有學者曾經這樣形容這時代社會上的顯赫華人說:「這批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大多已經受到英國教會或者是英國文化的深遠影響,星期日上教堂,復活節吃復活蛋,聖誕節吃火雞,已成為一種慣常及正常的活動。也有經商發達的如買辦行家等,在他們成為富商之後多培養後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西式教育,以保證在香港能夠長盛不衰。」

以後,華人中上層社會經過數十年發展,已經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與連貫性。華人社會中出的顯赫家族主要有:何東家族、利希慎家族、馮平山家族等。他們漸漸在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中如魚得水,在經濟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政治上得到港英政府的格外垂青,這批社會上顯赫華人亦不忘回饋社會投資年青人教育,例如1921年有周壽臣、馮平山、李右泉、劉鑄伯等人,以香港中等以下子弟家貧而缺乏教育,仿傚外國辦法設立一所兒童工藝學院──香港仔工業學校──幫助失學兒童謀生。

20世紀後期,華人中上層社會的規模逐步擴大、社會地位有所提高。當時,香港轉口貿易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航運業、金融業的勃興,而人口的急速增長,刺激了地產、酒店、零售百貨以及其它各行業的興旺。在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的環境裏,香港華人在各經濟領域開拓疆土,華商經濟實力明顯增強。此時,華商的整體經濟實力尚不及英資強大,但是,華商經營的工商企業數量已經佔據相當大的比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