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瑜：民間社會應做好教育工作

孔令瑜：我們同意就算在民陣的團體當中，大家會意識到這個（社會）問題，但因為每個團體各自在他們自己的範疇裡工作的時候，很難再走在一起，團結起來去爭取，這也是港民間團體的困難。（大紀元）

【大紀元訊】7月1日很快便到來，社會焦點很自然落到今年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數，有社會人士認為，今年「七一」遊行的人數將成為港人爭取民主的指標。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孔令瑜就香港社會現象，以及「七一」效應作出了以下的分析：

「經過了23條之後，中央政府派很多探子來香港，或多或少也會影響到香港的民主派和不同團體人士對不同問題的看法。

我也覺得，若市民的警覺性仍然不夠，或者我們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好的時候，對整個公民社會的發展並不健康。當然我希望社會不同的團體或教育界可以互相配合，讓這個公民社會可以進步一些，但我們看到經過了23條後，港府很多措施或政策是一步一步地剝奪和封殺的，如去年的「封咪」事件，去年和今年兩次的人大釋法，港府削減綜援和教育經費。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政府並沒有努力地教育市民。同時將經費一步一步地削減時，我們也很難想像香港的公民社會會有好的發展。一個不尊重教育的政府，我們也不應該對其存有希望。這樣發展下去，我們的前途是值得憂慮的。

香港的民間團體是因為很多資源上的限制，所以在做很多事情時受到掣肘。因為缺乏人手，缺乏資金，民間社會的反應是冷淡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加在一起，令民間團體感到沮喪。當然我們會繼續支持及互相鼓勵。

香港市民的意識如何能夠經常保持像反對23條時那麼高漲，我想是比較困難的。因為港人始終著重經濟多一點。這是由殖民地開始到現在，處理問題的方法，所以我們要加倍努力。

香港市民是很直接的，如89年的時候，「六四事件」有媒體大篇幅報導。市民的直接的反應是：「我們要做一些事情，如捐錢、上街」。完了以後，就繼續上班，繼續做自己的事。到了23條，每個人都受到影響，再一次上街，再次抗議。成功以後又繼續上班，做回經濟動物。

在平常的生活當中，7月1日以外的生活中，其實他們是受到很多不同媒體的感染，或者是身邊很多不同朋友看法的影響，影響他們對社會事件的關注，特別是談到社會上的一些弱勢聲音，如拿綜援的朋友或是新移民，或是外傭，港人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是很片面和偏激的。

我看不到23條讓港人對弱勢社群的認識轉趨成熟，或是同情他們，願意去支援他們。因此，我覺得23條是一個很大的高潮，完了以後就急跌下去，而民間社會也沒有好好做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