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魯派塔爾寺主持阿嘉活佛於1998年底流亡美國，2000年3月16日，阿嘉仁波齊在美國洛杉磯召開的國際宗教自由協會組織的有關中國宗教自由研討會發表了長篇講話，以下是講話全文：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樂意根據你們的要求談中國內部的信仰自由問題，這也是我離開西藏以來第一次談有關西藏的問題。
我叫阿嘉洛桑旦增久麥嘉措，我不僅是安多塔爾寺的堪布，而且也是中國政協委員、青海省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協會主席、中國青年協會副主席、青海省青年協會主席等。我出生在一個蒙古家庭，很小就被認定為安多塔爾寺第二十世堪布的轉世，接著就帶到寺院開始為成為西藏佛教領袖而接受教育，但在我八歲時，噩運開始降臨。
1949年，中共政府宣稱西藏是中國的領土，開始所謂解放西藏的運動。從此到1958年為止還算和平，但從1958年民主改革以來形勢就發生了變化，所有的寺院都被關閉，寺院的有形物體全部遭到劫掠或破壞，高級喇嘛和官員被逮捕關押；強制僧人結婚和參加勞動；對百姓進行殘酷的軍事鎮壓，塔爾寺所在的所謂青海省的無數無辜農牧民和婦幼被集體屠殺；我家所在的牧人在槍桿子的威逼下被迫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家鄉，被趕到幾百公里外荒蕪人煙的地區，因此餓死了很多人。由於中共政府的行為而直接造成千萬名西藏人喪生，其中包括我的父親和其他家中親人。次年所謂的和平解放推行到西藏中央，結果迫使我們偉大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
1958年的一天，（中共）召集塔爾寺所有僧人開大會，在大會上中共工作人員和解放軍用槍和繩子恐嚇僧人，吆喝著恐嚇所聚集的人民，並當場有五百名僧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的經師和管家等全部被逮捕。我們的房子被改為一號公共食堂，寺院的房子應該屬於西藏的佛教徒，但全部被中共沒收了。我也被趕出寺院的僧舍，當時我只有八歲，就開始了「自食其力」。幸運的是我們寺院的一位老僧人收留了我為弟子。由於我是這個寺院最年輕的堪布，因此我也就成為最年輕的改造物件。我被強制送到當地的中國人學校，原來神聖的僧服這時也變成違背戒律的服裝，僧服被剪裁後成為縫製學校制服的布料。由於被突然以殘暴手段趕出寺院，使我驚恐萬分。
在為期幾年的恐怖鎮壓期間，僅僅安多的青海省據了解就有600餘座寺院被摧毀，到處都是饑餓、災荒和死亡。六十年代初期有幾年鎮壓的殘酷稍微減弱，我也被允許繼續研習佛學。到1966年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和西藏全面推行，對西藏的文化也進行了最徹底的摧毀，所剩不多的寺院這時也幾乎全部遭到摧毀，經典被焚燒，佛像被摧毀，僧人則被強制還俗結婚，使他們違背出家的誓言和律儀。那時我十四歲，從那時開始一直到三十歲為止，我被強制在塔爾寺附近條件極差的農村進行勞動，讓我和其他僧人幹自己不願意幹的事情，說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幸好從八十年代開始形勢得到改善，雖然在實質上並沒有絲毫的信仰自由，但是對西藏人民的殘酷迫害已有所減弱，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也自流亡以來第一次允許訪問西藏，班禪仁波齊和很多西藏犯人獲得釋放，有些寺院又被允許重新開放，重新允許部份僧人研習佛學，我們塔爾寺的恢復也得到了當局一定數量的撥款。
我們國內外的西藏人民雖然期望照這個方向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雖然中共政府繼續對我或所有寺院的宗教研習進行控制或操縱是極為明顯的，但對上述的變化我還是感恩的。
近幾年，中共政府在西藏一些地區所實施的宗教政策，不禁使人產生我們的國家是否又要面臨「文化大革命」的恐懼，如從1998年開始，以法律形式提出要在我們的寺院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這個運動包括那些進駐我們寺院的中國工作人員，他們強迫僧人們學習政治，比這個更加嚴重的是強制僧人們指責達賴喇嘛，甚至讓我擔任攻擊達賴喇嘛的領導，使我極為為難，因為根據佛教教義，攻擊宗教領袖是莫大的罪過，如果勉強遵行中共的指示或政策，則我不可能成為我們寺院中的眾僧之公正領導，如果為了保護寺院而對中共的命令言聽計從，則又違背了建寺原則和信仰。
我想在這裏指出中國有關宗教自由政策中極為重要的有關問題，中國憲法規定人民有自由選擇宗教的權利，在中國憲法（法律）的其它條款中，對維護憲法規定的權利都有規定，但沒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條款。由於沒有法律，政策制定者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獨裁，當宗教自由遭到踐踏時沒有任何向上訴訟的途徑。就仿佛狐狸守衛雞窩，政策的制定者僅僅不過是為了表示一下他們維護宗教自由而已。雖然有時候允許進行一些宗教活動，但又有些時候卻不允許進行這些宗教活動，甚至可以成為可以由法律制裁的行為。這種不穩定的政策也是我流亡他國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因此真希望中共政府能夠根據憲法精神，儘快制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
就我個人而言，從1989年班禪喇嘛圓寂和尋訪靈童開始就趨於緊張，由於班禪喇嘛是西藏除達賴喇嘛以外地位最高的喇嘛，西藏人民渴望早日尋訪他的轉世靈童，期望班禪轉世也和前世班禪喇嘛一樣，可以維護我們的宗教遺產，並對中共政府直言不諱地反映情況。本人也是中共政府組織的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小組的成員，歷史上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相互確認靈童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傳統，前世班禪的經師嘉雅仁波切表示願意協助尋訪靈童的同時，要求有關尋訪靈童事宜，尋訪小組根據西藏人民的意願，與達賴喇嘛進行商榷。中共政府宣稱同意他的要求並正式成立了靈童尋訪小組，但幾年過去了，當局並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尋訪小組並不是一個宗教小組，而是一個政治小組，所有的一切工作都必須根據中共政府的安排進行。
嘉亞仁波切去世後，紮西倫布寺的恰紮堪布被任命為靈童尋訪小組的領導。1995年，靈童尋訪小組的成員突然收到立即前往北京的指令，當局讓尋訪小組的成員討論恰紮仁波切背叛祖國、將班禪靈童尋訪情況通報達賴喇嘛的罪名進行討論，雖然我們非常清楚尋訪事宜向達賴喇嘛通報一事是經過中共政府同意的，但我們還是被迫譴責恰紮仁波切，並表示支援當局逮捕恰紮仁波切。除此之外，還命令我們譴責達賴喇嘛確認的班禪轉世，並另立一位新的靈童等，由此我無法再保持沉默，因此當場對此表示反對，並發佈了要求釋放恰紮仁波切，承認達賴喇嘛確認的轉世靈童的呼籲聲明，當局因此對我進行威脅，並警告我要效忠於中共政府。我只好默默地返回我所在的寺院。
此後，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尋訪小組成員接到前往拉薩，參加由中國當局決定的金瓶掣簽活動的命令。我由於對在中國政府的監督促使下產生靈童的儀式沒有信心，因此我不想到拉薩去，因為參加儀式的所有人都知道中國高層早已經確定堅參羅布為班禪靈童，當時我雖然因病在醫院，但還是被強制出院並在我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帶到拉薩，隨後，我要求退出尋訪小組，也不被批准。
如果我繼續留在西藏，在強權下，我必須指責和攻擊達賴喇嘛和我的宗教。而為中國當局效勞，則是在為一個違背自己宗教信仰和意願的政府效力；而我作為塔爾寺的堪布，中國當局必定會強迫我協助他們，從而使西藏人民承認他們確定的班禪，上述行為由於完全違背我最深層之信仰，因此，在這緊要關頭，我意識到只能離開自己的國家，最後，我決定遵循我的經師的教誨───他曾教導我在五十歲時要放棄政治活動，一心修習佛法。而實現這一教誨的唯一途徑就是擺脫一直陷於中國統治下的人生之途而流亡國外。
總而言之，我小時候經師和眾僧友被捕，我們的寺院被關閉，我開始了孤獨的生活；青年時代，被強迫勞動而未能實踐僧人的生活；成人後，由於能力和運氣，在中共政府中得到一些官職，從此開始完全在強制暴力下從事或發表與自己的觀點信仰嚴重衝突的工作或言論。有一段時期，我那樣做僅僅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傳統和為人民服務而已。但是，人民在實質上並沒有實踐宗教信仰和繼承傳統的自由，他們遭受著迫害和痛苦。由於這些原因，我無法繼續留在西藏而只好逃出來。
眾所周知的，最近西藏所發生的事情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三月二日的報導僅僅是一個證明，我重視在美國發表言論後可能產生的效果，但是在我的國家內的僧侶和朋友們並沒有像美國這樣的權利和自由。我希望中共政府給予西藏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祈願能夠就達賴喇嘛為中藏人民雙方的利益而返回自己的國度，以及為我國的宗教自由而盡微薄之力。
今天的作證演講是我離開西藏以來的第一次聲明。我所以接受這次的邀請，是因為目前已到了講出自己的真實的人生，以及開始住在美國而盡己所能地通過各種渠道為自己的人民效勞的時候。
最後，謝謝大家！！◇
